杨芝芳与“红色摇篮”
    1946年2月底，延安保育院院长杨芝芳（米脂人，高岗第一夫人）到边区财政厅申领经费时，听说胡宗南部队又要轰炸延安，便紧张地问厅长王子宜：“敌人来轰炸，保育院怎么办？”王子宜回答：“紧张了给你们打电报，由厅里派人去背孩子。”杨芝芳从王厅长的答复中隐约猜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她匆忙赶回保育院的临时所在地瓦窑堡后，就开始做撤离的准备。
    不久，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南边的七里铺，局势进一步恶化，党中央机关相继撤离。这时候，远在瓦窑堡的杨芝芳还在等待中央的消息，但等来等去就是没有音信——保育院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杨芝芳立刻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保育院共四百多人，大多都是妇女和孩子，万一胡宗南部队的便衣来了怎么办？为此，她万分焦虑，整夜整夜思考对策，但眼下情况不明，保育院也只能是加强警戒，静等上级的指示了。
    1947年3月以后，保育院在瓦窑堡主要以防空为主。杨芝芳深知，这些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保护孩子安全是第一要务。于是，她将孩子们分为两拨：大点的孩子让他们白天躲在庞家沟的土窑，晚上才将孩子接回村子睡觉；小点的孩子，便在郭家崖利用崖窑防空。
    但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她多方打听，找到暂住在九龙台的一位领导，请示保育院何去何从，但这位领导仍然答复：“只能就地防空。”她想：眼下瓦窑堡被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继续待下去，就是用娃娃的生命冒险！这个险不能冒须当机立断，马上撤离！她立即找来指导员和协理员谈了自己的想法：“这里不能再呆了，炸弹又不长眼睛，咱们还是赶快走。这一带在土地革命时都建立过红色政权，我很熟悉，路上安全不成问题。”两人还有点犹豫：中央没有指示，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作主张，出了问题谁负责？杨芝芳把自己的胸脯一拍：“有什么问题我担着！”颇有几分男子汉的豪气。在她的鼓动倡议下，保育院作出了迅速转移的决定，杨芝芳和于家湾40个老乡背着孩子开始了“红色摇篮”之路。
    自此，杨芝芳和保育院的孩子们度过了一段漂泊不定的日子。
    这是一段任务艰巨而危机四伏的行程。孩子们的父母，有的上前线了，有的到东北了，有的跟着中央转战，甚至有的已经牺牲了，因此保护好孩子们，既是对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的巨大支持和精神鼓励，也是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更是在保护革命的下一代，责任十分重大。而作为领队，杨芝芳更是责无旁贷。但未知的前行路程中，处处充满艰险，上山、下沟、过川，有时山高路险，有时荆棘丛生，有时要专找无人处无路处前行；同时，要时时提防敌人的袭击：有时有敌人围追，有时有敌机轰炸，有时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危机无处不在，杨芝芳真是为此操碎了心。
  但这段行程的艰巨还不止于此。最大的问题在于孩子们太多太小。保育院有二百多个孩子，但照顾孩子的工作人员不足一百人，虽然后来到延安时，分出了中央干部的90个孩子先过黄河，但剩下的一百多个孩子最大的也不到八岁，最小的只有两三岁，长途跋涉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过艰辛。因为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只有毛驴、马、骡子，于是一头牲口上架上两个筐，筐里各坐着一个娃娃。有时雇不上牲口，连小毛驴也没有，杨芝芳和工作人员就拉着大的，背着小的，哄着闹的，带孩子们走。孩子们因为太小，有的路上喊饿要吃饭，有的口渴要喝水，有的要拉屎撒尿，有的想抓蝴蝶，有的想捡小石头，有的体弱多病，有的调皮捣蛋。有的小毛驴翻山越岭，不小心滚下山去；有的牲口饥渴过度，跪倒在地，不肯起来……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按照在延安接到的中央的指示，杨芝芳率领保育院的人马终于辗转来到绥德专署所辖的土地岔，但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都没能和绥德行署取得联系。
    杨芝芳心急如焚，她几次和曾在专署当过秘书的张光仁找到绥德机关所在地，都没有见到一个人。
    杨芝芳垂头丧气回到土地岔，协理员迎上来，提出将保育院的女同志和孩子疏散到老百姓家里，男同志带枪上山打游击的建议。杨芝芳一听，睁大了眼睛，她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她动情地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好孩子，不是丢下孩子打游击。”
    她立即召集大家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一个方案是向前进，过黄河，山西是晋绥边区所在地，那里安全；一是疏散了事，把孩子留给当地老乡，男同志带枪上山打游击。这样做，大人是安全，可孩子的安全就说不上来。在场人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时间会议陷入了僵局，最后，众人都把期盼的目光投向了一直没有表态、表情严肃的杨芝芳。
杨芝芳缓缓地扫视了全场一遍，清晰、坚定地说：“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接下来，她仔细分析了保育院的孩子和工作人员的肤色、衣着和语言、习惯等特点，断定敌人来了暴露的可能性极大。因此不能把女同志和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更不能后退。最后，她激动地再次重申：“咱们的任务是保护好孩子，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哪怕遇到再不好的情况，我们也要和孩子们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只有前进，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专署，危险才会少一点。”紧急关头，杨芝芳表现出了女性的刚毅和坚强。她的“保护孩子过黄河”的方案终于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就这样，他们这支特殊的队伍又跌跌撞撞地出发了。
在无定河边，他们遇到了此行最惊险的考验：与胡宗南部队飞机狭路相逢。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呼啸着从队伍的头顶掠过；扔下的炮弹一颗接着一颗，爆炸在人们的身旁、无定河的水里，发出接连不断的惊天巨响。面对满天的火光，飞舞的弹片，恐怖的巨响，孩子们吓坏了，他们哭着喊着，拼命往杨芝芳和保育院阿姨怀里挤，杨芝芳和保育院阿姨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着孩子。终于，飞机飞走了，杨芝芳满身是土地站起来，慌忙寻找孩子，庆幸的是，虽然受了点惊吓，但孩子一个不少，全都安然无恙，她欣慰地笑了。
更让杨芝芳感到高兴的是，当他们来到三十里铺休息时，却意外地在这里找到了绥德专署所在地，此时，杨芝芳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就像久别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一路的疲劳顿时消失。
经过打听，杨芝芳了解到杨和亭专员带着游击队员上了山，专署值班的两个同志建议保育院向子洲方向前进。杨芝芳摇摇头说：“往子洲走，娃娃们走不动；再说，从榆林来的敌人把后路也截断了。孩子们的爸妈在前方打仗，咱可要对孩子的安全和前方的将士负责！”于是，专署的同志又把他们安排回土地岔休息，并提供给养。
此后不久的一个雨夜，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专署送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信中说：榆林有九个半旅的敌人正向这边进攻，保育院要尽快转移。
凌晨4点，乡上指导员又冒雨找到杨芝芳，焦急地说：“敌人到了义合，离咱这儿只有80里了……”这时，外面风大雨大，漆黑一片，但杨芝芳一听，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让总务科紧急动员，准备即刻出发。
“这么大的雨，把人淋死了。”有人不情愿地说。杨芝芳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就是下刀子也得走！”
    于是，二百多人的队伍，冒着大雨，摸黑行军。
    一路上，雨大路滑，伸手不见五指，杨芝芳身先士卒，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两个孩子，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泥泞的山路上。孩子们头上、身上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而杨芝芳他们光着头，身上全无遮挡，任狂风暴雨肆虐。摔倒了，首先顾的是孩子；站起来，也是第一时间检查有没有摔着孩子。
    四月份的陕北，仍是春寒料峭。一路走来，他们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淋了多少雨，啃了多少泥。雨水一次又一次模糊了眼睛，头发全紧紧地贴在脑门上，衣服上、鞋上雨水和着泥土，又冰又湿又沉，他们全然不顾，咬着牙、鼓着劲，带着孩子们走呀，走呀。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从漆黑走到了光明，从危险走到了安全，来到离黄河不远的布塔，从吴堡坐船到了山西，结束了漫长的跋涉征程。
    黄河对岸是山西的离石县，队伍在河边的王家沟住了下来。两天后，杨芝芳同协理员来到晋绥行署机关所在地的兴县，伍修权主任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是：“你们辛苦了，终于顺利地过了黄河！”比杨芝芳年长近十岁的贺龙见到她后打趣地说：“杨大姐，你来了！”一句“杨大姐”，让杨芝芳很不好意思，但同时也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在之后召开的总结会上，杨芝芳汇报了渡河前后的情况，她为自己的擅自决定而不安，愧疚地说：“我犯了纪律，请组织给我处分吧。”参加会议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财政厅长王子宜说：“孩子一个不少，不处分。”倒是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的协理员被调离了保育院。三个月后，保育院划归西北局。杨芝芳和保育院的同志们带着孩子们在王家沟度过了两年幸福的时光，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杨芝芳和保育院其他同志的精心照顾下，上百个孩子安全转移，没有一个人负伤，没有一个人掉队，这段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上千里的行程，创造了延安保育院千里跋涉的奇迹。以后，孩子们的家长每每讲起发生在保育院里的这些故事，都发自内心地称赞保育院是转战陕北中的“红色摇篮”，称杨芝芳是“红色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