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发布时间：2013-12-16 12:23 来源：未知 阅读次数：
马云程(1899—1935. 5.1)
又名马飞鹏，东街小巷则人，出身书香门第。幼年随父在米脂县立东街小学读书，高小毕业后，先后在米脂县窦家沟、陈岔小学担教员。目睹封建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残暴和人民生活的困苦。少年时代就具有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救国救民的进步思想。1915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21条”，他不忍山河破碎，人民遭殃，奋笔疾书“莫忘辱，报国仇”的标语，四处张贴。1918年考进榆林中学，刻苦学习，涉猎面广，同时爱好书法，练就一手好书法，是当时榆林中学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22年，以优良的学习成绩，由地方公费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聆听李大钊、鲁迅和其他进步老师讲授的讲课，视野大开，从此，加深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和研究，树立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1925年6月，经蔡南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的时候，他在北大就读，尚未毕业，应榆林中学聘请，并经党组织派遣，离开北京，回陕西榆林中学担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他在榆林积极发展各校的党、团组织，建立学生会，在榆中和女校的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期间，他和共产党员张光远同为国民党榆林县党部执行委员，负责日常工作，利用合法身份，积极恢复、举办各种讲习会、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发动女校学生走家串户，鼓励妇女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组织学生动员农民掀起反拉夫、拉差，反对苛捐杂税的“三反”斗争。把榆林的革命活动搞得有生有色，在中共北方区委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榆林地委，他担任地委书记。此后，在地委领导下，成立了总工会，开展工运，发动“惠记工厂”工人罢工，迫使军阀答应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做工时间的合理要求。接着又组织成立了农会、商会，并开展了同军阀进行斗争的革命运动，提出了废除苛捐杂税的口号。当地军阀在工、农、商、学的四面围攻下，不得不有所让步。在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情况下，他积极筹备并召开了“陕北23县群众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国民党陕西省党代表会议精神，并通过了《51条提案》，揭发地方军阀、官僚欺压剥削群众的罪恶事实，引起号称陕北“土皇帝”井岳秀的恐慌和怀恨。
他十分重视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斗争实践经验。无论讲课还是开会发言、作报告，他都能结合实际，列举事例说明问题，讲得生动活泼，引人人胜，宣传效果非常明显。据当时学生回忆，他讲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等，引经据典，绘声绘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1927年“4. 12”事变后的4月1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悍然杀害了李大钊和19位革命志士。消息传来，时任中共榆林地委书记的马云程悲愤万分，立即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召开了追悼大会，又主持了榆林知识界召开追悼会，他作了悲壮有力的讲话，与会者群情激愤，“打倒军阀”！“为死难者报仇”！“给李大钊先生报仇”！的口号声震撼天空。由于会议是打着国民党旗号召开的，井岳秀虽然恼恨成怒，但又不好公开出面干涉，事后扬言说：“马云程没有在街道上主持开会，否则就当场抓他”！
自此，中共榆林地委的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注视。党组织决定让他安排好榆林地委的工作之后，离开陕北。途经米脂县时，敌人也跟到米脂，他刚刚离开，敌人即闯进他家搜捕未果。他辗转进入北京大，学复学，继续读书，并利用学生身份作掩护，做党的学运工作。
1928年，党组织派他去山西省运城中学任教，开展学生运动。1932年冬，运城的党组织建立了地下武装，敌人听说他转移存放枪支弹药，便将他逮捕，关进监狱。由于敌人没有拿到证据，不得不在1933年将其释放出狱。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派他回陕西，在西安高中任教，暂避风险，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4年秋，党又派他到北平从事兵运工作，经常和国民党25师中的地下党组织联系。1935年4月，由于叛徒高立仁告密，马云程、赵二虎、霍世英、刘绳甫、王振兴等同志先后被捕，还株连了陕北同乡多人。
他被捕后，知道叛徒已供出自己的身份，便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在残暴的敌人面前，态度从容，仗义执言，自述坚信马列主义，但对有关党和同志们的机密，只字不谈，守口如瓶。敌人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一点情报，便动用酷刑，用刀割开他们脊梁，把又韧又长的丝线埋进躯体血肉中，待伤口刚刚愈合，敌人便像拉据一样将丝线用力抽拉出来，他和同志们被凶残的敌人折磨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奄奄一息，一旦清醒，就当面怒斥敌人。当敌人叫叛徒出庭作证时，他厉声骂道：“叛徒，可耻！你给我滚出去”！正气凛然，义正严词地警告敌人：“你们不要张牙舞爪，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你们这些反动派绝没有好下场，人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他向在场的敌宪兵、士兵、军警、官吏慷慨激昂地宣传共产主义，把敌人的审判庭变成了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讲坛。
经过20多天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敌人一无所获，便又拉来被株连入狱的弟弟马健翎，企图让马健翎以骨肉之情劝他自首，遭到马健翎的严词斥责。敌人万般无奈，无计可施，于1935年5月1日将他杀害于北京，时年36岁。
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为烈士立碑纪念，遗骨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杜自生(1902—1933)
字润滋，银城镇张米脂沟人（今属银州镇）。幼年家庭较为富裕，1921年由米脂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榆林中学。1924年对校方排列学生洗澡名单不满，年轻气盛，撕毁布告，激起同学间的纠纷，为平息事端，校方责令其退学。翌年夏，杜斌丞将他送往北京，插班共进社办的补习班学习，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悉心攻读马列主义，结识进步师生，陶冶思想情操，燃烧革命激情，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被同学们推举为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6年3月18日，他带领旅京学生参加“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同反动军警进行英勇的搏斗。是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残暴统治，李大钊、王荷波、范鸿劫等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北京地方执委会的一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但他毫不畏惧，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恶浪秽语，默默恢复被破坏的中共组织。
1928年2月任北平东城区委委员、书记，市委组织部长。为恢复党的组织，不畏风险深入各大学和门头沟煤矿，秘密复活、发展遭破坏的基层党组织。同时肩负党的印刷机关和特别服务队的领导责任，打击惩治叛徒的破坏活动。他常节衣缩食，拿出自己本来就不足的学费，用于党内活动。1930年北平党组织遭严重破坏，辗转宁夏城，任特派员（1944年宁夏城改为宁夏市，定名银川），以中学教师身分继续宣传革命思想，与张德生等一起建立中共宁夏区委会。因“交通”传送信件不慎，被敌人怀疑逮捕。他在狱中机智应对，积极争取看守长的儿子，沟通了监狱内外的联系。1932年经杜斌丞营救出狱。是年，转移兰州与谢子长、张东皎等人联络王子元、杜鸿范，共同发动“靖远兵变”。在水泉堡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他任参谋长。在海源、固原一带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不幸失败。1932年7月赴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9月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军政训练，11月返回后，任甘肃省委委员、军委书记。
1933年2月，遭“左”倾路线排斥，赴汉中任巡视员，协助红29军的工作。4月1日，赴西乡马儿岩，出席红29军和地方苏维埃政府联席会，混进红军的原“神团”头目张正万叛变，军部驻地马儿岩突遭叛匪袭击，他与军领导人陈浅伦、李艮等组织突围，4月6日在磨子坪遭敌杀害，时年31岁。
高仰云(1905—1968)
又名高凌如，字祥庭，桥河岔乡磨石沟村人。1917年读私塾，1924年到榆林中学读书。1927年5月由郭洪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榆林城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8年任米脂任县教育局督学员，次年担任中共米脂县委委员、城关区委书记。此间抵制党内“左”倾错误，力主把斗争转入农村。1931年到北平学习，参加“左联”活动。1933年在国民党84师、25师秘密从事兵运活动。1935年被叛徒高立仁出卖，与马云程等同时被捕，关押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在狱中团结同志，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36年出狱后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总支书记、科长、指导员。1938年返回米脂，任中共银城市委书记、民运股宣传部长，为家乡的民主建政和统一战线等工作尽心竭力。1939至1945年，在中共关中地委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和地委常委兼秘书长，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壮大抗日武装斗争力量。
1945至1956年间，任西北局党校（后为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主持工作，为党培养了大批领导人才。1957年初，受命出国，在越南爱国党校担任顾问一年。1958年回国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团结知识分子，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政策，为南开大学建设与发展出献策划，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64年当选政协河北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路线迫害，1968年7月27日含冤逝世，享年63岁。1978年平反昭雪。
李馥华(1906—1966)
杜家石沟高家渠村人（今属石沟镇）。1926年7月在绥德第四师范读书时，由蔡南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党小组长。是年寒假，中共绥德地委派他回米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初任中共米脂直隶小组组长，后任中共米脂直属支部书记。1927年春，与崔凌汉回到米西农村，继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介绍高岗、李岸江、刘金榜等人加入党组织，成立了以刘金榜为组长的中共米西小组。是年下半年，转入米脂三民二中学习，同时任共青团米脂县委书记。
1929年春，担任中共延安地委总负责人兼延安县委书记。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就读，1934年担任中共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后因叛徒出卖入狱。1935年出狱后脱党，辗转重庆、柳州、贵阳等地从事金矿勘测，粤汉铁路列车维修等投术工作。1950返原籍务农，“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含冤而死。
高锦纯（1912.5.—1995.6.）
中共七大代表。1912年5月11日生，银州镇镇子湾村人。贫苦农家庭出身。1926年学生时代受大革命影响，参加当地学潮和反土豪活动。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陕西榆林六中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会长，领导学潮运动并开展党的地下秘密活动。1931年5月所在学校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在白色恐怖下，他巧妙地躲开敌人逮捕继续为党工作。曾任中共米脂县镇子湾村支部书记。
1932年7月，奉陕北特委之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陕甘游击第2大队战士、政治处干事，红26军第42师第2团骑兵连、第2连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耀县游击队政治指导员。1934年4月至1935年9月任红26军第42师骑兵团政治委员兼师党务委员会书记。1934年5月起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跟随刘志丹参加陕甘苏区的创建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为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是陕甘红军的主要指挥员之一。 1935年9月红15军团成立后，任红15军团直属骑兵团政治委员，参加劳山、榆林桥等战役的战斗。10月底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撤职关押。11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平反获释恢复工作，任陕北省委军事部干事。同年底至1936年春在瓦窑堡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参加东征，任随军地方干部大队大队长。1936年春任红l方面中路军骑兵团政治委员。1936年5月调任（原骑兵团）中央军委直属骑兵团政治委员，参加西征。1937年2月骑兵团编入援西军，任骑兵团政治委员。1937年10月调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第2大队第4队学习。
1938年3月派赴山东，参加领导重建胶东特委和创建胶东抗日根据地，坚持胶东抗日的斗争。1938年5月至12月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军事部部长，6月至9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总指挥，9月至12月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5支队司令员（7000人）、5支队军政干部学校校长。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至1940年9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司令员、支队党委书记。1939年1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胶东（山东第3）区委常务委员。1940年8月任中共山东纵队党务委员会（党委）委员。1940年9月至1942年8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旅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至1942年8月）、旅党委书记。1940年9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胶东区委委员（未设常委制）。1941年3月至1943年3月任5旅军政委员会主席。1942年8月任胶东对敌斗争委员会书记0 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任八路军山东军区第5旅（原山东纵队第5旅）政治委员。
为参加七大，1944年抵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5月至8月，担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同年8月至1947年12月任警备第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945年10月起）。1945年9月至1947年12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书记。1946年4月选任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9月至1949年2月任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警备第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1947年12月止）、党委书记（1947年12月起）。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4军第10师师长。6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2兵团第4军副军长兼参谋长。9月至1951年2月任第1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第4军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率部参加收复关中、保卫延安南部战场争夺战斗，黄龙战役、宜川瓦子街战役和黄龙山麓、西府、澄合、荔北、1948年冬季攻势战役、1949年春季战役以及陕中战役，参加扶眉战役、陇东追歼战役、兰州战役、河西追击战等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由中央调派担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实际主持省人民政府工作，至1955年9月。同月起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1950年1月至1953年4月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1950年1月任新疆中苏友协副会长。1950年1月至1953年5月任新疆省政法委员会主任。1950年2月至1955年6月任新疆省商业厅厅长。1950年2月任新疆省学习委员会总会主任。1950年3月任新疆省清理仓库、物资、资产委员会主任。1950年4月至1955年9月任新疆省编制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任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1950年10月任新疆省减租反霸委员会主任。1950年10月任新疆省建筑委员会主任。1951年3月任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新疆分会主任。1951年5月至1955年2月任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6月至1955年9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务。1951年6月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减租反霸工作团团长。1952年6月任新疆省卫生防疫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任新疆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52年9月任新疆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1952年9月任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10月任新疆省劳动就业委员会主任。1952年10月至1955年9月任新疆省外事处处长。1953年5月至1955年6月任新疆省政治法律委员会党组第二书记。1953年9月至1955年6月任新疆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成员。1954年12月至1955年9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副书记。1955年3月至9月任新疆省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编制委员会主任。6月至9月任新疆省工业交通办公室党组书记。7月至9月任新疆省政法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同年10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副书记。1955年10月至1959年1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自治区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书记（至1956年6月），自治区外事处处长（至1956年7月），自治区编制委员会主任（至1956年12月）。实际领导新疆政府工作，使新疆解放6年来在政冶、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1955年9月到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
1956年8月至1960年6月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1959年4月到内蒙工作，任内蒙古冶金矿山机械厂副厂长（代行厂长），1960年任厂办技工学校校长，1962年改名内蒙古农牧业机械厂，任副厂长、厂党委委员。1964年5月任内蒙自治区皮革工业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1967年3月被冲击，7年后（1974年3月）任自治区二轻工业管理站“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9月任自治区轻工业局副局长、党委委员。1978年6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79年1月至12月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2月至8月兼省财贸办公室主任。同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12月至1985年4月任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5年离休。1995年6月25日在兰州因病逝世。
高锦纯同志在创建胶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当年威信很高，是有影响的人物，已记入《红色记忆历史丰碑——胶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后，高锦纯同志在新疆实际主持省人民政府工作期间，为新疆解放初期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对新疆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省人大常委会和省顾问委员会工作期间，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民众疾苦，关注地方民族工业和社会经济发展，致力于地方权力机关法律建设和执法监督检查，为甘肃省民主法制建设，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甘肃的改革开发事业，建言献策，积极组纺织力量撰写史料和革命回忆录。一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可贵品质。
安建平（1912.8—1986.4）
原名安芳红，南寺渠人。1929年在米脂县女子高小读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潮的熏陶，成为妇女活动积极分子。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宣传活动。
1933年任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米脂县城关共青团特支组织委员，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至1936年，先后在绥远省包头特委、河北省委、西北工委从事党内交通、文书工作，负责白区与陕西苏区的秘密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她不顾家庭阻拦及个人安危，同王守义、高敏珍、姜安举等一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机智勇敢地为掩护共产党的工作机关，转送干部赴延安做出了积极地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工作，同年冬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月以后，历任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在敌后工作期间，执行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坚持游击战争，为冀中地区的干部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沈阳市市委委员兼区委书记。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1946年8月，担任中共挑南地委组织部长、秘书长，后任中共辽吉省委敌后工作委员会委员。1948年10月，任辽吉省委妇委书记。后任东北局妇委书记、东北民主妇联副主席等职。在此期间，她遵照党的指示，深入基层和偏僻山区，在广大妇女及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实行土地改革等宣传动员活动，为东北地区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49年4月，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组织派她担任由苏联援助的我国第一项轻纺工程——哈尔滨亚麻厂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卓有成效地组织和领导了从建厂到生产的全部工作。同时，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1955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纪监委监察员，并被选为中直机关党委委员。1963年担任中央监委派驻纺织部监察组副组长。其间，她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抵制“左”的影响，为执行党纪、查办案件、反对党内不良倾向，尽心竭力地开展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基层，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深恶痛绝，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1978年，调任民政部政治部副主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委员，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被任命为民政部顾问。在民政部工作期间，她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端正党风，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方面，尽职尽责，付出艰辛的劳动，深得干部和群众称赞。在她退居二线后，仍然负责民政部老干部、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为民政事业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虽年事已高，但每年都要深人到贫困地区和地方乡镇福利企事业单位调查研究，为民政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88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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